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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7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农商行”)发布公告，宣布董事长王锡峰因到龄退休，正式辞去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全部职务。自2023年1月接掌该行以来股市配资业务好做吗，王锡峰执掌青岛农商行近三年时间。在此期间，青岛农商行账面业绩持续增长，资产规模稳步扩张，不良率逐年下降，表面上呈现出一幅“经营稳健、治理有序、服务实体”的良好图景。深入剖析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的各项财务与业务数据可见，“稳健”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盈利模式脆弱、资产质量依赖核销粉饰、部分行业风险积聚、核心业务动能减弱等问题日益凸显。王锡峰虽得以“功成身退”，却为继任者留下了一系列结构性难题与发展障碍。

王锡峰上任前，青岛农商行正经历2022年的业绩低谷：当年营业收入99.44亿元，利润总额20.70亿元，较2021年大幅下滑37.54%。彼时，市场对其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普遍存疑。在其主政后，银行迅速扭转颓势：2023年营收回升至103.25亿元，利润总额22.26亿元；2024年进一步增至110.33亿元和24.89亿元；2025年上半年即实现营收57.52亿元、利润总额23.03亿元，净利润21.3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12%。从结果看，王锡峰确在短期内稳住了局面，并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利润增长，这无疑为其任期画上了“成功”的句号。

但若细究其增长逻辑，问题便浮出水面。最核心的矛盾在于：传统利息净收入持续萎缩，利润增长高度依赖非息收入与大规模不良贷款核销。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该行利息净收入分别为78.39亿元、73.56亿元和72.21亿元，呈逐年下滑趋势。尽管管理层强调“压降负债成本”，但受LPR多次下调及让利实体经济政策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行速度远快于负债成本降幅，导致净利差持续收窄。在此背景下，银行转而倚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022–2024年从4.59亿元增至7.82亿元)以及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来支撑营收。这种盈利结构的转变，虽在短期内维持了利润表的“体面”，却暴露出主营业务造血能力的衰退，使银行对资本市场波动和中间业务政策环境的敏感度显著上升。

更值得警惕的是，资产质量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财务操作的结果，而非风控能力的根本提升。2022年至2024年，青岛农商行分别核销不良贷款37.72亿元、50.53亿元和49.84亿元，三年累计高达138.09亿元；2025年上半年再核销21.17亿元。正是依靠如此高强度的“出清”，不良贷款率才得以从2022年末的2.19%降至2025年6月末的1.75%。这种“以核销换指标”的做法，掩盖了风险仍在局部领域积聚的事实。截至2025年6月末，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1.32%，虽该行业贷款余额仅占全行3.61%，但不良规模较上年末仍在增长，且多个项目处于处置过程中，回收前景不明。与此同时，建筑业不良贷款占比亦居高不下，2024年末占不良总额的23.40%。这反映出管理层在行业周期研判与授信集中度管理上存在明显滞后，未能有效规避经济下行对高风险行业的冲击。

在业务结构方面，青岛农商行同样面临稳定性不足的挑战。尽管存款总额持续增长(2022–2024年末分别为2863.20亿元、3055.39亿元、3266.73亿元)，但公司存款曾在2022–2023年出现下滑，主因包括有贷客户资金沉淀减少、财政体系改革影响等。虽2024年通过拓展无贷客群有所回升，但2025年6月末对公存款再度“略有下降”，显示对公负债基础并不牢固。相比之下，2024年末个人存款占比升至72.81%，定期化趋势明显，虽提升了负债稳定性，却也推高付息成本，进一步挤压本已收窄的净息差。在资产端，个人住房贷款持续萎缩，2024年末余额仅277.07亿元，占个人贷款比重34.64%，反映房地产市场低迷对零售业务的直接拖累。尽管消费贷与经营贷有所增长，但难以完全对冲按揭下滑，导致2025年上半年个人贷款总额基本持平，增长乏力。

资本补充机制亦显薄弱。王锡峰任内，青岛农商行未进行任何股权融资，资本补充几乎完全依赖利润留存。在信用减值损失维持高位(2024年达51.13亿元)的背景下，若未来盈利增速放缓或不良反弹，资本充足水平将承压。截至2025年6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58%，虽高于监管要求，但安全边际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信贷扩张或应对突发风险。

尽管青岛农商行高调宣导“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新质生产力”，但实际资源配置仍显保守。截至2025年6月末，战略新兴贷款余额仅84.15亿元，绿色贷款154.86亿元，科技金融贷款156.84亿元，相对于超5000亿元的总资产而言，对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领域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投资结构频繁调整：债权投资从2022年末的815.68亿元锐减至2025年6月末的677.80亿元，而其他债权投资则由244.84亿元激增至599.33亿元，显示出投资策略在标准化与非标资产之间的摇摆，可能影响长期收益稳定性与风险可控性。

青岛农商行虽强调“支农支小”定位，涉农与普惠小微贷款规模确居青岛首位，但其增长更多依赖规模扩张而非效率提升。例如，2025年上半年普惠型小微贷款利率虽低至3.66%，但客户数仅微增0.08万户，户均贷款额上升，反映出“垒大户”倾向，与真正下沉服务小微、“毛细血管式”金融支持的初衷有所偏离。

王锡峰在任期内确实带领青岛农商行走出了2022年的业绩低谷，实现了账面利润的连续增长与监管指标的表面合规。然而，这种“稳健”更多建立在非息收入拉动、大规模不良核销、负债结构被动优化等短期手段之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盈利模式脆弱、行业风险集中、资本内生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他留下的，是一个规模庞大但内生动力不足、指标达标但风险隐患犹存、战略清晰但执行偏移的复杂局面。

对于继任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如何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宏观环境下重建核心盈利能力？如何化解房地产、建筑等领域的存量风险而不引发新的不良暴露？如何真正将信贷资源向科技、绿色、普惠等国家战略领域倾斜，而非仅做数据点缀？又如何在不依赖外部融资的情况下维持资本充足水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远比维持一个“稳健增长”的报表更为艰难。王锡峰可以体面退场，但青岛农商行能否穿越周期、实现真正高质量发展股市配资业务好做吗，仍有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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